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提案中呼吁“重视一孩”。贺丹委员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候表示，发钱奖励生娃不能只给二孩、三孩，一孩才是生育萎缩的主因。
澎湃新闻从贺丹委员处获悉，她将提交《关于重视一孩生育支持的建议》。建议中指出，一些地区将政策投入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的奖励支持，一孩生育作为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反而被忽视。这不仅会抑制广大家庭的初育意愿，也将对再生育意愿造成不利影响，最终影响适度生育水平的实现。
贺丹委员具体分析了三点：
第一，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将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第二，一孩生育养育体验较差是影响家庭再生育的主要因素。中国婚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一孩母亲反映对备孕、怀孕和生育的过程感到不安，孩子出生后生活质量下降、养育孩子压力大、教育过程太累太操心等导致家庭不愿意再生育。2019年以来，我国二孩生育率从0.7跌至0.39，二孩出生比例从46.4%下降至38.6%。既与家庭对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不足有关，也和家庭对初育过程的主观体验较差有关。
第三，一孩生育支持微弱凸显地方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被简单理解为“三孩政策”，忽视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这一根本目标。一些地方政策以二孩和三孩奖励为重点，一孩生育的支持保障明显缺位；一些地区政策仅覆盖户籍人口，造成新的福利二元分割。如，某市向有本市户口的二孩和三孩家庭分别发放一次性补助5000元、20000元，而新市民，一孩家庭不享受该项政策。这些政策可能不仅难以提高生育意愿，反而带来政策的碎片化、孩次间的不公平，不符合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总体目标。
由此，她提出建议：
取消孩次差异和户籍限制，坚持公平、包容、友好的生育支持导向。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从全周期、全过程的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现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着重改善家庭初次生育养育的过程体验，提高一孩家庭生育的获得感和再生育意愿。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户籍限制，将生育支持政策与户籍脱钩，保障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政策待遇。
加快基本制度建设，构建以促进青年职育平衡为核心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围绕“没人带”“养不起”“生不出”等突出问题建立和完善生育保险，婴幼儿照护补贴，生殖健康服务等基本保障制度，大力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将婴幼儿照护服务和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促进生育支持政策配套衔接，家庭育儿阶段给予税收减免，在家庭购房，购车方面，给予优先优惠。发挥社会保险的协同作用，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可以提前支取住房公积金和和养老金的个人账户部分。多方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
